现在我们应当如何讲呢？以人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究竟如何处理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呢？这一点对现代有何意义呢？ 西方理性主义的发展，已经产生了一个现代工业社会，创造了巨大的科技成果与物质财富，但人却变成了理性及其创造物的对立面，出现了异化。

张载喜欢闻驴鸣，因为它体现了自然界的生命和谐。很明显，这些危机的出现，是人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，已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。

西方人文主义从文艺复兴开始就与科学有一种天然的联系，儒家的人文主义则是解决人的心灵问题、安身立命的问题，它本身就包含着宗教诉求。[9] 这也是成己成物的意思。所谓赞，按程颢的解释，是参赞之意，而不是赞助之意。其目的无非有两种：一是为用智而用智、为科学而科学。[8]《答张横渠书》，《明道文集》卷二。

人与万物的关系，不是人与他者的关系，而是人与自身生命存在组成部分之关系。正因为如此，所谓究天人之际的问题才成为中国哲学不断探讨、不断发展的根本问题。在《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》中，赵汀阳将经学理解为文本解释学，但是就经学传统而言，其内涵比文本解释更为复杂。

只有植根于伟大文明的哲学创造，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意义。以现代哲学的眼光来看，孔子于六经的意义，是通过删削制作以成六经，使古典圣王时代所体现的本源性思想进一步理论化、系统化。在基础性与反思性两种通向赵汀阳的第一哲学的道路上，他认为中国经典具有基础性而中国传统的反思性不足，他说：经典所以成为经典，是因其思想更接近本源问题。五经博士是当时掌握经学知识最权威的代表。

本源意味着普遍，作为最早的典籍以及对这些最早典籍的阐释，经学及其传统提供了对本源问题最丰富的探索。赵汀阳不轻视或否认古人的经验、传统经典和古代学术的意义，而是认为中国思想在哲学性——也就是在探讨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学问题上有所不足。

但是，这仅仅是书籍分类的形式呈现，而不是哲学思想的内容表征。其中，赵汀阳对经学传统与心学传统的批评，事实上是对两种经典观的批评，指向的是当代的经典研究中的问题。这种做哲学，是以经典为榜样而不是解释经典。[6]王齐，2020年：《作为学问和思想的西方哲学研究——从〈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〉一文谈起》，载《哲学研究》第11期。

这两种态度都把五经看成五部书，即文本，在经学传统中，注经只是纯粹的文本解释，这不但缺乏理论化的环节，而且缺乏面对现实问题的力量。（同上，第143-144页）这一强调与赵汀阳是一致的。在司马迁看来，夫子之为至圣，是将帝王所遗六艺进行折中，《史记索隐》引王师叔云：折中，正也。（赵汀阳，2013年，导言，第3页）像存在道这样的第一哲学话语，虽然是基础性问题，但却不是反思性问题。

哲学思考如何超越特殊性，寻找共同的、可通约的支点，便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经典是古圣先贤思想的储存，其表现形式是文献，但其实质内容却不是文献，而是对人类存在的普遍问题、本源问题的理论化提炼与反思。

在寻找第一哲学的道路上，既要去国家、民族等地域身份，也要去文明、文化的特殊身份，只有去身份，才有普遍性，因此要在一种无预设的普遍性基础上，进行哲学的对话。这一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阐发，因为经典问题，实质上是现代汉语所表达的做哲学的关键问题。

吴飞在《经学何以入哲学》中也认为：经典，是各个文明理解其原初生活体验和建构生活秩序最重要的文本，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类是原始经典，另一类是创作经典。赵汀阳所说的基础性，是寻找思考一切哲学问题的支点，因此，这种基础性不是古人的思想，不是某一种文明，而是纯粹的思维的基础性。这些概念、思想储存在经典之中，有的有理论却没有体系，有的虽然已经体系化但却成为历史上的理论体系。但问题在于，哲学性是个现代问题，正如赵汀阳自己所说的，西方古代哲学的反思性同样不足。古今不知，称师如何？又《别通篇》云:‘守信一学，不能广观，无温故知新之明。他看到只有现代西方哲学，才具有强烈的反思性，所以现代所理解的第一哲学有着更强劲的‘第一性。

（参见唐文明，第93页）人类文明的早期，不管是中国的先秦时代还是西方的古希腊时代，在精神突破的过程中，都面对一系列共同的问题，例如怎样把人从神与禽兽中区别出来，怎样理解自身在天地之间的存在，如何组织共同生活使人成其为人，等等。但同时，他又认为：以当下的生活经验为反思的对象，当然是当代中国哲学最基本的任务。

因此，中国发展出连绵不绝的解经传统，在形式上便是文本解释学，即围绕经典文本进行解释。但事实上，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之中的文化基因是《论语》中的仁，而不是《理想国》中的正义。

通过这一思想体系，五经中的本源性问题与普遍性问题得以继续探寻，或者说，理学思想的成立，使五经在新的时代再次成为当代思想，以新的方式在场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把部落也理解为有一定文明的共同体，从部落时代开始，人们只要重新反思自身的生存处境，不论其形式是歌谣、史诗、神话，还是传说，乃至哲学，人所面对的不是其他地方的不同的人，而是不同于人的神灵与禽兽，所以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思考，都是普遍性的。

[9]吴飞，2020年：《经学何以入哲学——兼与赵汀阳先生商榷》，载《哲学研究》第11期。汉代哲学取得的成就与这种成就对塑造一个大一统王朝的意义，是毫无疑问的。郑玄对天的认识，与朱熹完全不同，更与现代人完全不同。后者的危险是，为了追求绝对纯粹的哲学，在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再哲学化，使哲学彻底远离生活本身，远离经验，甚至远离实在，成为语言游戏。

简言之，对哲学创造而言，经典的意义，提供了面向现实生活经验进行哲学创造的资源。经典与汉语，构成中国文明的主要形式。

（同上，第1页）哲学所面向的对象是思想本身，在赵汀阳看来，西方哲学家在哲学建构中，大多数哲学家试图以存在（being）或者我思（cogito）作为一切问题的支点。就像中国的书法，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等帖是最伟大的经典，后世笔法多出自王氏，颜真卿、柳公权、欧阳询、赵孟頫各有其体，但都能看到王羲之的影子。

\r 正因为经学传统既是本源性思想，又具有普遍性特征，对现代中国人做哲学而言，以经典为中心的经学传统提供了最丰富、最核心的思想要素。如果只是知今，则失去基本的价值与方向。

（赵汀阳，2020年，第5页）而对于哲学本身，赵汀阳的文章最具挑战性，也最具争议的地方，是对经典意义的批评。而对博士一职的理解，《汉书·成帝纪》中留下了一个定义：儒林之官，四海渊原，宜皆明于古今，温故知新，通达国体，故谓之博士。大多数时候，解经活动是一种对话、发明的活动，解经者与经典的关系，呈现为解经者对经典进行不断继承、反思。文明 赵汀阳先生的《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》是近年难得一见的对中西哲学进行理解与反思的宏文。

（黄式三，第34-35页）也就是说，温故知新，不是在温故中知新，而是既要温故也要知新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从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，到京房的《易》学，乃至郑玄的礼学，表面上看是对《春秋》《易》《礼》的解释，但实质上，解释者不是传声筒、扩音器，而是对话者、反思者，乃至创造者，文本解释只是他们表达哲学思想的形式。

在理解哲学的普遍性问题上，赵汀阳曾多次提到切斯特顿在《异教徒》中所说的例子：从未去过他乡的廷布图人（非洲马里的古城）却拥有一个完整的世界，‘他们视廷布图为宇宙，呼吸的不是地区空气而是世界之风。（同上）确实，当这片土地上的古圣先贤仰望星空，俯察大地，体察人心，九州之外无六合，禹域神州即天下。

但就中国哲学创作而言，储存于文献中的古典生活经验，更是重要的思想资源。也就是说，先有文明的普遍性，哲学的普遍性才获得真正的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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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：天狐定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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